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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才有发展 文贵创新

2017-05-17 08:02:23

创新才有发展文贵创新,有创新,才有发展。

英国大文豪肖伯纳说过,世界上只有一条金科玉律,这条律说,世界上没有金科玉律。

文学创作也然,没有现成的创作规范和技巧可循。吃别人嚼过的馒头,永远成不了美食家;摹仿权威作家摹仿得再像,也永远成不了一流作家。只有那些勇于拓荒的辛勤笔耕者,才有希望成为文坛巨子。

有一本野史载,唐朝唐懿宗年间,有一个叫李昌符的人,能写一手好诗,但唐朝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鼎盛期,诗坛巨子比比皆是,李昌符在这群星争辉中又占不得鳌头,因此,屡试不中,久不登第。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诗路,独辟蹊径,专门写婢女和仆人的生活,以新取奇,以奇制胜,赫然成名,一举夺魁。当时盛传他这样一首诗:“春娘爱上酒家楼,不怕迟归总不留。推到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头。”于是宫里宫外的老妈子和仆人骂声沸扬,恨不得去扇他的脖儿拐。这实在称不得什么好诗,近乎揭人阴私。但他竞由此中了进士。这一方面反映出唐王朝走向下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喜欢新奇。

《金瓶梅》久传不衰,被称为世间第一奇书,是很耐人寻味的。

我决不是在教唆急于想登上文坛的青年去写吊膀子一类的低级趣味,去迎合一些颓废者的需要,而去追名逐利,亵渎文学的神圣。我只想借此说明,每一个人都应该发现和发扬自己的长处,勇于创新,为文苑增植奇花异卉,使文学的园地真正五彩纷呈,百花斗妍。古代的西施是绝世美人,那是因为她有自己独特的仪表和气质,如果她硬去学别一个美人作态,那一定很可厌。东施是位丑妇,但她如果不是硬去摹仿西施扭捏作态,那也不至于被世人耻笑。影坛上有明星,也有丑星。明星使影坛生辉。丑星不以自己长相丑陋而自卑,而是扬其丑之长,变丑为美,同样被誉为影星而光耀影坛,受到观众的青睐。燕瘦环肥,各臻其美,尧长舜短,同是圣人。所以,找到自己的长处,巧妙地避开他人的长处,恰当地发展自己的长处——即他人的短处,是文学创作走向成功的蹊径之一。

我们来稍稍回顾一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情况,就不难从一些有代表性作家的身上发现这是文学创作的一条规律。

刘心武的《班主任》开伤痕文学之先河,为新时期的文学树起一块界碑。继《班主任》之后,出了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有的“伤痕”并不比《班主任》轻,有的艺术水准也并不比《班主任》低,但它们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却远逊于《班主任》。《班主任》的可贵就在于“一枝敢为天下先-。刘心武也由此而成名。

伤痕文学之后,紧跟着出现了反思文学,如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这些作品都反映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来共和国走过的伟大而艰辛的历程。粉碎“四人帮”以后,伤痕文学所恢复的现实主义,在后起的反思文学中得到了拓展,作家的目光由个人身心的创伤投射到经济、文化、心理、风俗、伦理等广泛的领域。这批作家中的茹志鹃、刘真、鲁彦周,张一弓,以及王蒙、张贤亮,他们之所以能够“各领风骚”,无不是他们的心理流程与他人不同,并以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诉诸笔端的结果。

率先擎起改革文学大旗的蒋子龙,当过兵,复员后在工厂当工人、厂长秘书、车间主任,一九七九年因发表《乔厂长上任记》而名重文坛。十多年来,写改革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但落其窠臼的不乏其人,而像蒋子龙那样敢于标新立异的却是凤毛麟角,因此,在这块领地里,只有蒋子龙占了鳌头。

在新时期的文坛上,从维熙以《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轫,为“大墙文学”独树一帜,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悲剧观念。这是其他作家无法比拟的。从维熙以他独特的视角和笔触成了“大墙文学”的巨子。

邓友梅跟王蒙开过这样一个玩笑,说王蒙你可以写新疆来唬我,我却可以写日本劳工来懵你。因为,王蒙在新疆生活多年,邓友梅不了解新疆,而解放前,邓友梅当过El本劳工,王蒙却不识劳工滋味。可见,任何一个成功的作家,只能以自己有的,而别人没有的取胜。

走笔到此,我突然想起各地寺庙里的罗汉堂,十八罗汉也好,五百罗汉也好,他们虽然都师于佛陀释迦牟尼,但他们仪表各异,情态不同,各代天界一方,令世人生畏起敬,倘若他们慈眉一面,或狰狞相同,口诵一本经,手持一根杖,还有谁肯去敬仰他们而焚香进贡呢?

文学是用文字做的艺术,作家就是做文字的艺术家,倘若没有独到的设计和绝活,读者是很难由衷钦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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